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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美文学 > 移民官 > 第一百六十九章 老站长叶长青的故事4
 
“那时虽然刚解放,百废待兴,可办学几乎全靠国家拨款,学生每学期学费仅两元钱,而且多数学生是免交的。学校的所有开支包括教师工资,办公、教学用具、校舍及课桌凳的制作维修等等,都由国家拨款。尽管学校条件很艰苦,经费很紧张,老师收入也低,可是绝不存在乱收费问题,更不存在收受贿赂问题,老师不会向学生多收哪怕一分钱。学生的生活也简朴,作业本是买来的大张白纸,四分钱一张,学生自己裁成32开装订成册。铅笔一、二分钱一支,书包都是家长自己缝制的。条件虽然很差,设施也很简陋,但师生关系却很融洽,家长对老师很尊重,老师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。那时候的老师特别注重为人师表,处处做学生的表率。有一件事使我深受感动,至今不忘。有一次我们学校的师生参加全区组织的一项活动,学校离区政府所在地大约有二十五公里路,我走时没带饭,老师发现我中午没吃饭,就到供销社买了一斤饼干给我,我坚决不要,最后返回的路上老师走在我前面,把那包饼干放在路边我的前面了,我知道这是老师特意给我留着的,他怕我要面子会拒绝他,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。我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,拿上后想还给老师,但因为年纪小脚步不快赶不上,只好拿回家。那时一斤饼干是很珍贵的,可更珍贵的是老师爱护学生的一片真情。那时候学校不仅学文化,也经常进行时事政策教育,为配合土改、互助、合作化等运动,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,还要求学生说服家长。在没有广播,没有报纸,更没有电视,绝大部分农民都是文盲的村子里,通过学生的传播也是宣传党的政策的重要途径,那时老师的威信很高,老师的话农民是很相信的。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活动,如清明节为烈士扫墓,组织春游、种树、体育比赛、学跳集体舞、节日庆祝活动等等。那时学校家庭作业不多,大部分作业在自习课完成。农村的孩子,特别是大点的孩子放学回家后都要帮大人干活,白天没时间做作业,有少量家庭作业也只能在晚上点煤油灯完成。我记得有一次放学,我在河边摸小鱼回家晚了点,惹得父亲大发雷霆,怨我不回家干活,把我打了一顿。小学毕业后,我想考初中,征求父母亲的意见,父母亲都同意了。那在当时可不容易,不像现在要求着孩子上学,我们那时候是巴不得孩子不上学,早点回家帮忙干活,好挣工分。那时小升初也不容易,全县只有三所中学,考个初中比现在高考还难,全县百余所小学只有三所中学,幸亏当时不是人人都想考初中,绝大多数小学毕业生都留家务农了。我在全家支持下报了名。考试很正规,考场不在本校,我是到六里路外的另一个小学参考的,监考老师也是外校的,相互都不认识。考生每人一张桌,只差没进行人身检查,可能是因为那时无人作弊吧。那年我十四岁,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,心里很紧张。但很幸运,不久就收到录取通知,我被县城的三中录取了。那时中学生很少,我们附近几个村这么多考生也仅考中三人,我是我们村里首批中学生,成了本村一件大事,虽没搞什么庆典仪式,也成为人们一时的议论中心,人人羡慕不已,不亚于现在考进重点大学。”

“我所在的县城三中是一所新建的中学,只有初中未设高中,仅是一所初级中学。我入学时每个年级只有四个班,1956年第一次招生,我们是第二批新生。那时在校生仅有三百来人,老师只有二十多人,到1958年第三批新生入校,也只有五百多名学生,师生总数不足六百人。那时学生除家在本镇的,外地学生一律住校,我家离学校二十五里路,我也只能住校。学校每天七节课,另加早晚两节自习,周六下午要上完两节课才放假,外地学生可回家,周日全天休息,外地学生要在周日晚自习前到校报到。学校条件比较艰苦,没有电灯,只点气灯,气灯是一种以煤油为燃料,充气后点燃的油灯,很亮,一个四十来人的教室,点两只就可以了。学生宿舍都是通铺,一个大房间住两个班,屋内南北两侧各钉一排木板,木板上面铺上草垫,学生将自备的行李铺在草垫上睡觉。南北两排床铺中间有两米左右的过道。学校的房子大部分是新建的,原来这里有个小四合院作为老师的办公室,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新建的砖瓦结构的平房。学校上下课的信号,开始时使用手摇铜铃,后来学校范围扩大,一只铜铃己无济于事,就改成敲钟,名日钟实则是把一小块钢板悬挂起来,用铁锤敲打,声音传得很远。学校有自己的食堂,但是没有餐厅,每排教室前设一两个露天卖饭点,厨工将饭菜分别装到大木桶内,运到教室门前去卖,学生排队买好饭菜教室用餐。学生就餐分别使用饭票和菜票,那时粮食是定量供应,中学生每月三十五斤,理应够吃了。其实不然,主要是缺少副食,蔬菜很少,油蛋肉奇缺,加之学生大多数家庭生活困难,舍不得化钱买菜,很多人从家带一点咸菜下饭,十四五岁的孩子,正是长身体的候,单靠那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很多学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,相比之下我们家稍好一点,因为我两个哥哥当时都在大兴安岭林区工作,不时寄点钱来,但我也尽量省吃俭用,从不乱化钱。衣服和鞋帽被褥都是母亲和嫂子一针一线手工缝制的,那时有一双普通胶鞋就是高级奢侈品了。记得有一回哥哥给我买了一双胶鞋,全班同学都羡慕到不得了,我自己也为有双胶鞋而沾沾自喜,穿到脚上舒适柔软,不像手工做的布鞋又硬又挤脚。那时中学学费不多,每人每学期四元钱,家庭困难的还可申请少交或者免交,特困家庭还可以另外申请助学金,那时候,一个学生一个月生活费需二三十元,包括伙食费、学杂费和零用钱,一般农户是负担不起的。但是学校好啊,学校不仅不向学生乱收费,反而由国家拨款资助穷人家孩子学。学校功课较多,对学习抓得很紧,管理也很严,尤其住校生,除按时上下课外,还按时起床、按时就寝,每天早晨出早操,和部队生活差不多,尤其后来由一名部队转业军官当校长后,管理更严了。所以学校校风很好,好学上进蔚然成风,很少有违规违纪的学生。个别人违犯纪律除受到处分外,也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,没有人同情或支持歪风邪气。那时学生年龄普遍偏大,虽是初中生,不少人却有十七、八岁,大的也有二十来岁的,正处在青春期,可那时学校没有人谈情说爱,甚至和异性同学不敢私下接触交谈。”

“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,如植树造林绿化荒山,支农劳动,到学校周边教文盲读书写字,被称作扫盲等活动。尤其1958年,学生也是首当其冲,当时口号是,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地建设社会主义;超英赶美,大干快上;农业以粮为纲,工业以钢为纲......等等,不一而足。我们学校也停课投入到大炼钢铁的洪流中,主要做了两件事,一是加工炼钢炉用的耐火砖原料,把石英石运来用手锤砸成小块,然后再用老百姓的碾子碾碎,用筛子筛出石英粉以备做耐火砖。另一件是把形似铁矿石的石头砸成小块,以便装炉炼钢。师生干劲十足,昼夜不停,本来是倒班,可是换下来的人也不肯休息,结果累加困,边干活边打瞌睡,不少人砸石头时都会不小心砸到自己手上,碾石英粉的边推碾子边打瞌睡,不少学生被累倒了。老师只好强迫学生睡觉。就这样搞了一个来月,不但没有炼出钢来,反而毁坏了很多东西,有的老百姓连家里做饭的铁锅也砸了炼铁了。老百姓的碾子被坚硬的石英石磨的变形报废了。到了秋季师生们又去支农深翻土地,据说深翻能夺高产,口号是深翻三尺不算深,一直挖到大地心。好像翻得越深产量越高。我们家乡本来亩产只有一、二百斤,却提出亩产过千斤,有的甚至提出口号亩产万斤粮。唯一的措施就是深翻土地。那时既无农业机械,也无化肥,更无优良种子。只是用铁锹深挖,挖一锹两锹还不够,要挖三锹甚至四锹深。把地表土翻到下面,把下面的土翻到上层,结果造成第二年大减产。像这样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比比皆是。可见当年只讲大干,不讲科学的盲目蛮干。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有自然灾害的原因,但盲目蛮干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。对于十几岁的学生,思想单纯,对未来充满希望,跟着蛮干无可厚非,但绝大多数成年人觉得不妥也不敢提出异议。当时宣传总路线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各类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,人们怕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,有了1957年反右的教训,为了保全自己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成了绝大多数人的信条,谁也不敢再冒政治风险了。学校当时重视体育,不仅坚持上体育课,还组织学生参加劳卫制锻炼,劳卫制是一种全民健身运动,规定各类体育项目的考核准,分少年劳卫制和成年劳卫制两大类,成年劳卫制又分三、二、一级,一级最高,再高就是运动健将了。课外活动老师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劳卫制锻炼,经考核达标发给证章和证书。即使在支农劳动休息时也因地制宜组织劳卫制锻炼。我也喜欢体育活动,首先获得少年劳卫制证章和证书,以后又获得成年人三级劳卫制证章和证书。因为家庭生活困难,供我读书实在不容易。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努力,不然对不起父母和兄长,这成了我积极向上的动力。所以我坚持勤奋读书,严格要求自己,遵守学校纪律,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。还在读初二时加入了共青团,担任过班干部,记得担任最长的是生活委员,那时的生活委员是负责行政管理的,并非管生活。回想起来中小学担任班干部是一种锻炼和提高,对以后走向社会打下一定基础。对我的性格养成也起了一定作用,例如我争强好胜、不甘落后和自尊心强等,和中小学经历不无关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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